五年规划承上启下中国股票配资网。“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一个新阶段。
如何看待“十五五”时期在中长期发展路线图中的战略定位？
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有哪些新变化？
文|《财经》记者 孙颖妮 邹碧颖
编辑 | 王延春
10月20日至23日，为期四天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时间跨度为2026年-2030年，是中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节点规划，承前启后。被视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风向标”。
闭幕后，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下称“全会公报”）。全会公报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些部署勾勒出“十五五”的具体路线图。
10月24日，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十五五”时期形势分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等。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介绍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
韩文秀还专门介绍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议》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可以说，“十五五”正处于历史特殊的节点：从202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剩两个五年来执行。而“十五五”正是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波诡云谲，全球化进程遭遇阻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全球产业链激进重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而国内经济也面临着内需不足、结构失衡、内生动力亟待培育等挑战。因此全会公报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韩文秀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从现在起到2035年，只有十年时间，前五年发展好了才能争取更大主动，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科学谋划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紧紧抓住时间窗口。”
实际上，今年5月20日起，“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就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网络征求意见活动。通过互联网就规划编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相比于“十四五”规划编制，此次网络征求意见活动开始时间早、持续时间长，规划编制工作更注重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回顾历史，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一共编制十五个五年计划，其间从1963年至1965年由于经济调整而中断。从2006年起，“计划”一词改为“规划”，延续至今。
短期调控熨平经济，中长期愿景稳定公民预期。从规划看，既不能间隔太长又不能朝令夕改。而五年的周期恰巧确保了目标、政策的可持续性。全会公报全文的表述虽不都是新提法，但却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可能崛起的行业，以及市场中长期关注的投资机会。
如今，“十四五”规划的征程已接近尾声。这一时期，创新被提到前所未有的位置，过去五年，中国科技创新实力显著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驶入快车道，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速，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逐渐壮大。在民生方面，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绿色发展理念得以贯彻，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然而，仍需直面的是，“十四五”时期依旧面临诸多短期问题和中长期结构性难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贫富差距拉大，居民收入偏低，地方财政和债务问题凸显，民营企业信心不足等问题依旧突出。
在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看来，“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站在一个全新的十字路口。全球格局重塑、外部环境恶化与内部需求不足交织在一起，挑战与机遇并存。
“十五五”规划给了公众稳定的预期，给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带来了确定性。
高质量是核心：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核心主题。
罗志恒认为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速换挡，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二是模式转变，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三是动能切换，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起主导作用的新质生产力。
多位专家表示，面向“十五五”，高质量发展这个核心主题是新“罗盘”，中国经济未来不单纯依靠粗放增长，而是迎来拼产业硬实力的时代。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与绿色转型成为高质量发展核心，人工智能重塑产业格局，品牌出海开启双循环新途。中国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
那么“十五五”规划如何科学设定与高质量发展目标适配的经济增速目标？
此前，“十四五”规划没有在“经济发展”指标中设定五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预期性指标，而是强调“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
曾主持多个五年规划纲要编制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表示，“十五五”时期的经济增长应该是结构有优化，技术有进步，效率有提高，碳排放强度和污染物排放强度有减少的高质量发展。因此，编制“十五五”规划要深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确定更加积极的预期性目标。
杨伟民认为，可确定略高于预测值的目标，以增强市场信心，引导预期。“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速有条件实现略高于或者至少不低于“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增速。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也表示，“十五五”时期限于国内和国际的条件，经济增长的压力会更大，但保持中高速增长是非常必要的。“从指标设计上面，建议保持5%左右的增长率，这样可以给社会一个稳定的预期。同时，这个目标通过努力也是可以实现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也认为，从可比较的国际经验看，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中后期，应该还有五年至十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至5%之间。过去曾强调要避免过高的增长速度，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增长潜力。现阶段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过低。“今后五年有潜力保持中速增长，目标为5%，而4%应作为底线是不能破的，这样才可能实现预期发展目标。”
此次《建议》对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了重点部署。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阴和俊介绍，《建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十五五”时期，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对此，《建议》从四方面作出部署：一是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四是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此次《建议》也对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产业方面做出了具体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郑栅洁介绍，《建议》明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战略任务的第一条，部署了“固本升级、创新育新、扩容提质、强基增效”四个方面重点任务。固本升级，就是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创新育新，就是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扩容提质，就是要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强基增效，就是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这也意味着，“十五五”时期，高科技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市场人士分析，“十五五”时期，那些契合“双碳”目标、数字经济转型、高端制造升级等国家战略，且同时具备政策持续加码、核心技术突破、市场需求爆发三重支撑的科技产业，将突破增长瓶颈，进入高速扩张期，也是投资界的未来机会。
《财经》梳理各机构预测“十五五”时期重点发展的八大未来产业：人工智能赋能、脑机接口技术突破、商业航天的竞争态势、可控核聚变的进展、深海领域的探索，以及量子、生物制造以及空天信息产业的发展。
实际上，此前工信部就已透露，“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加强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开辟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元宇宙、量子信息等新赛道，创建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业内认为，这一政策信号的释放，标志着国家层面正式为四大未来产业赛道“挂牌”。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渠慎宁也认为“十五五”时期新兴支柱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主要有，人工智能、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机器人、生物医药等。
渠慎宁认为，这些产业的技术发展和商业化路线较为明确，市场空间较大，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果较强，且中国已具备一定发展基础和比较优势。“‘十五五’时期，根据这些产业的不同类型、特点及发展重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产业发展路径，推动其由新兴产业升级为新兴支柱产业。”
《财经》在地方调研中注意到，自2023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以来，各地政府加快布局新兴产业和战略性未来产业。然而，也出现了一哄而上、产业盲目布局、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资源浪费、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的局面。部分地区出现了扎堆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热门”产业的现象。
因此，多位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十五五”时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源头破除内卷，提高产能利用率，各地根据自身禀赋优势，因城施策，科学合理布局产业发展，创新发展不同的产业模式和业态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课题。
因此，全会公报在区域发展层面提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旨在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通过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扩内需为主线：促消费、增收入、保民生
除了新质生产力，扩大内需是“十五五”时期的另一条主线。
刘世锦等诸多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周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有效需求不足，这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大国经济都是内需为主导，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郑栅洁在发布会上介绍，《建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要把握好“拓展增量、提升效益、畅通循环”这三个关键。
一是拓展增量。《建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保持投资合理增长，高质量推进“两重”项目建设，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等举措，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二是提升效益。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度规模已达到50万亿元，但惠民生、补短板、育动能等任务还很重，必须把“钱”特别是政府资金更好地用在发展紧要处，花在群众生活上。对此，《建议》提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更好地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不断增进投资的综合效益。
三是畅通循环。有了统一大市场，才能畅通大循环。《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地破除各种市场障碍，充分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
具体来看，内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而收入又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宋雪涛提出了“十五五”时期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五个着力点：
一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关键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二是强化社会保障。由过去“投资项目”加快转向“投资于人”。
三是优化消费结构。服务消费扩容将是“十五五”时期扩大内需的重要发展方向。
四是完善促消费长效机制。“十五五”时期，可考虑增加“消费率”指标，用五年的时间将最终消费率提高5个-8个百分点；完善有关消费的统计方法，更好发挥统计指标的引领作用；完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加快推动以消费税改革为代表的财税体制改革。
五是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释放内需潜力。从海外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看，当经济体城镇化率跨过65%的门槛后，仍能保持十年左右的稳定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新型城镇化涉及到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其背后蕴含的内需潜力将成为“十五五”扩大内需的重要议题。
事实上，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更是衡量人民生活的两个最直接的指标。杨伟民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将建设民生大国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把提高居民收入和增加居民消费放在发展更加重要的位置，使消费力的提升同生产力的提高同步。
因此，全会公报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公报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意味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或将进入深水区，社会保障体系将从广覆盖迈向更公平、更可持续。
杨伟民还建议，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着力扩大市场化就业；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2025年8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岁-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8.9%，该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发布，为2023年12月公布该统计口径以来的历史新高。“十五五”时期，稳就业尤其是稳定青年群体就业，将摆在更重要的战略高度。
此外，“十五五”期间，有望将财政重心转向扩大消费。十一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也提出，目前，中国GDP中最终消费占比仅为55%左右，未来至少要将这一占比提高到65%。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分析，服务消费不足问题突出构成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矛盾。研究显示，2018年至2019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中的服务消费占比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比较存在12个-20个百分点差异。
而升级服务业尤其是制造业服务化至关重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曹远征看来，目前，服务业中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需求极为旺盛，但供给相对短缺，应重视升级服务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服务化。“用于吃穿用的支出比重持续降低，更多花费转向服务业，消费偏好朝着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变，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物质商品需求不足的问题。”曹远征说。
卢锋由此建议，通过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和系统配套改革大力提振消费，通过1个-2个五年规划把中国消费率提升5个-10个百分点。应较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标准，“十五五”期间争取达到企业职工平均退休金的五分之一；适当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十五五”达到职工平均退休收入的四分之一。
而另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是“十五五”期间的另一大挑战——人口老龄化。曹远征指出，农村老人看病的资金来源不足，提高农村医保的报销比例，就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高消费。建议进一步提高国有资产收益及国有资本划转社保的比重来筹措资金。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在24日发布会上介绍，《建议》明确，健全医疗、医保和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促进分级诊疗。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优化药品集中采购、医保支付和结余资金的使用政策。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编制、服务价格、薪酬制度、综合监管改革，加强县区和基层医疗机构的运行保障。优化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和布局，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促进中西医结合。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的发展。
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
与“十四五”相比，“十五五”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
在罗志恒看来，“十五五”时期，“贸易战打打停停，不会因谈判和协议而改变，外需将明显下滑，相关区域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要重构”。同时，“十五五”时期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可能加剧，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各种领域可能被当作“重拳出击”的目标。
在罗志恒看来，外部环境的这种变化既压缩了中国外需，也冲击了高科技产业链供应链。但长期看，也是倒逼中国畅通双循环，加强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梳理过去五年的对外经贸数据显示，高水平开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截至今年6月底，“十四五”期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达到7087.3亿美元，提前六个月完成了商务发展规划提出的7000亿美元的引资目标；累计新设外资企业22.9万家。外资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对外开放助推中国外贸发展，2020年至2024年，中国出口额分别为17.93万亿元、21.73万亿元、23.97万亿元、23.77万亿元和25.45万亿元，总体呈不断增长趋势。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连续跨过42个、43个万亿级大关，全年进出口总值达到43.85万亿元，同比增长5%，连续八年稳居全球第一。
然而，面对未来外经贸的挑战，中国应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赵福军等多位专家认为，“十五五”期间，中国应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定。此外，还要推动外贸市场多元化，拓展与东盟、拉美、非洲等地区的深度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内陆开放也将迎来更多机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艾建议，建设好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不是简单地打造“政策洼地”，而是通过制度创新、通道建设和产业协同，把内陆地区从开放的“后卫”变成“前锋”。
探索制度开放新领域。“十五五”时期，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鼓励专业服务机构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
同时，加快推进离岸贸易发展，发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这方面，海南岛12月即将封关，将成为新一轮开放的“试验田”。
此外，以各地自贸区为抓手，大胆创新探索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接轨。
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介绍，一是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围绕扩大经贸“朋友圈”，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打造开放高地，搞好各类开放试点试验。
二是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建议》对贸易强国的三大支柱，也就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这三大支柱都有部署。货物贸易方面，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服务贸易方面，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数字贸易方面，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同时，我们要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加大力度扩大进口。
三是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落实好“准入又准营”，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四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不是“独角戏”，而是“大合唱”。要加强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深化贸易、投资、产业、人文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
“中国有条件转向制度型开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认为，过去40多年中国属于政策型开放，渐进式的开放不会对国内带来突然冲击，但是不断变化的政策，也给国内外投资者带来长期预期的不稳定。当前，中国有条件转向制度型开放。“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工具最大的特点是建立透明、稳定和可预期的开放体制，对加强国内外市场主体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尤为重要。”
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构建统一大市场，健全宏观治理体系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
通过改革，才能破除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经济内生发展动力。
“十五五”期间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牵引作用。多位专家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将经济体制改革放在优先位置上，抓紧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改革，以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佐军和中信建投证券首席政策分析师胡玉玮等专家都认为，“十五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应主要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两大主题展开。其中，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包括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三个方面的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包括加强宏观政策协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
胡玉玮分析，“十五五”期间，国企改革将在深入推进国企功能定位再优化、强化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建设、健全中国特色国资监管体制等方面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将聚焦优化制度环境、完善创新支持体系、打开传统垄断领域等重点方向。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预计将继续从加强监管制度供给、强化市场监管公平协同、加速基础设施联通改革、区域一体化的整体改革等方面重点推进。
长期以来，全国市场的“不统一”限制中国内需的释放，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影响市场各类主体活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着力点。
赵艾建议，“十五五”时期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应重点从几个方面入手：
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实现项目全流程公开管理；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健全国家标准体系，深化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
此次《建议》指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郑栅洁表示，“十五五”时期，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履行宏观管理和经济综合协调部门职能，将从三个方面持续发力。
第一，拓展政策空间。增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流量要素之间的高效协同，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效益，有力有效应对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
第二，创新治理工具。规范政府行为，防范不当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灵活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及时出手，坚决遏制低价恶性竞争、企业账款严重拖欠等行为，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创新政策工具，打好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等的“组合拳”。创新方式方法，做好与微观主体和社会公众的沟通交流，解疑释惑，做到市场有所呼、政策有所应，畅通政策落地见效、可感可及的“最后一公里”。
第三，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开展增量政策的一致性评估，强化经济政策、非经济性政策的协同，增强非经济领域政策一致性。同时，把存量政策一并纳入评估，定期选择部分领域的存量政策开展评估，对于和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政策措施，按照程序及时调整、暂停执行、撤销或废止，从整体上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在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看来，解决内部结构转型问题，最终要依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需要结合战略需求推进财税体制等改革，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核心是政府改革。”刘元春认为，政府改革首先要调整目标函数，即从以工业化、城市化与国际化为主的粗放式考核体系，转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细化管理导向。比如，地方政府需从关注中低端制造业转向生产性服务业与民生消费，这要求对税制进行同步调整，从“生产环节流转税为主”转向“消费绩效导向”的税收制度。此外，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置等改革也需同步推出。
“十五五”时期，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财税改革备受关注。
罗志恒表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短期解决财政紧平衡和债务问题，中长期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促进消费实现供需平衡的财税制度。
因此，罗志恒建议，“十五五”时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应该着手几个方面：
其一，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界定政府职责与规模，避免政府支出责任无限扩张。
其二，进一步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重塑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中央政府上收部分事权与支出责任，减少并规范共同事权，切实减轻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完善以共享税为主的地方税收体系，构建地方财政收入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其三，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稳定宏观税负。摒弃减税万能论，避免减税降费导致税收制度的碎片化，实施税收政策要考虑税种本身的经济属性，真正发挥税收中性的作用；稳定市场预期、激发活力的核心在于法治化、市场化，而非税收政策；推动税制改革，消费税从烟酒油车主要税目扩大到高端服务业。
其四，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强预算管理统筹，提高财政资源使用效率；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建立规范的资本预算、债务预算；提高预算透明度。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共提出369项改革任务，这些任务涵盖经济体制、科技人才、绿色转型、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十五五”时期是2026年至2030年，这也意味着这369项改革任务将在“十五五”时期全部完成。
因此，“十五五”时期，中国必须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激发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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