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PO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大陆共25个集群上榜，这也是中国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第一。
“上海—苏州”稳居全球前十，杭州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13、创新强度排名跃居全球第20，南京跻身全球第15。在全球创新的版图上，长三角再次成为观察中国创新“集团军”的最佳样本：不止一个极点在发光，而是一条城市创新带在整体抬升。
中国创新集群整体向上
百强创新集群由WIPO每年发布，主要依据《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和风险资本交易量三项指标，衡量的是创新资源在城市群的集聚程度。
近年来，中国创新集群的上榜数量有所波动，2024年有26个集群入围，但2025年WIPO首次将“风险投资交易数”纳入评价指标，纽约、伦敦、班加罗尔大幅跃升，中国集群平均位次下降，兰州、福州、南昌、昆明4个集群跌出百强，虽有宁波、宁德2个集群首次上榜，总数降至24个。
而今年上榜总数恢复到25个，其中18个集群排名实现了提升，占比高达72%，显示出中国创新集群整体向上的势头。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位列全球第一，国际专利申请量、科研论文、风险投资交易三项核心指标全面领先。北京位列第4，上海—苏州位列第6，杭州、南京分列第13和第15。
“头部引领、多点开花”的格局，说明中国在创新上不仅是数量的领先，更有着发展质量的提升，充分反映了我国在创新产出指标上的全面均衡进步。
长三角六集群各有优势
国内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中，长三角占六席。分别是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合肥、宁波、镇江。
上海—苏州三项总量居长三角之首，论文超22.8万篇、风投交易9451笔。上海手握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科创金融资源，而苏州拥有强大的先进制造能力和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上海实验室的成果可直接在苏州产线落地，苏州产线的技术难题也能迅速得到上海研发力量的回应，两者形成深度的协同关系。
杭州风投交易百万人均数量不仅在长三角一骑绝尘，更超过了总体排名更靠前的北京和大湾区，达到全球顶级水平，这与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进入生态爆发期有关。以“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一批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化加速期，耐心资本与硬科技创业的生态日趋成熟。
合肥两年内上升四名，其专利数量进步显著。今年7月，长鑫科技在科创板上市，确立了全球第四大DRAM厂商的地位，并独占合肥51%的专利数量。一家龙头企业带动整个地方创新生态，让合肥拥有了自主可控的创新产业链。
南京的亮点在高校。WIPO的三项核心指标中，专利和风险投资交易都高度依赖企业，而论文几乎完全由高校和院所完成。得益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一众双一流高校及多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覆盖信息、制造、材料、生命等多个领域，南京的学术产出突出，而高校集群夯实的基础研究，也进一步催化了城市承接技术转化的能力。
宁波2025年首次跻身百强，2026年冲到第87名。宁波无顶尖大学、无风投密度、无总部经济，主要依靠的是“产业孕育技术”路径。作为全国首个制造强国战略试点示范城市，宁波迭代打造“361”现代化产业体系，创建了绿色石化、磁性材料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其定位是发挥制造业单项冠军优势，以场景开放推动成果产业化。
镇江2025年位列百强榜最后一位，今年则上升6名位列第94位，得益于仅285万人口论文总量超4.8万篇。镇江不仅依靠市内的江苏大学、扬州大学、江苏科技大学三所高校还与160余所高校院所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以产研融合与成果转化链路见长。
未来仍有提升空间
如果将长三角六集群与全球排名前五的顶尖集群相比，一些短板值得重视。
其一，基础研究“高原多、高峰少”，龙头带动力偏弱。比如，在PCT申请的头部企业带动效应上，上海-苏州集群缺乏类似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中华为（占该集群PCT申请量的26%）那样具备绝对统治力和全球硬科技输出能力的超级巨头。在顶尖基础科学研究的集中度、国家级大科学装置与顶尖高校的源头创新浓度上，与北京相比也有细微差距。
其二，硬核技术产出仍有提升空间。以杭州为例，其风投活跃度虽排全场第一，但专利申请数量和论文发表量仅居中游，说明创业融资活力未能充分转化为高质量技术专利。这也是长三角的共性：产业创新更多依赖的是商业模式的快速迭代和用户规模的爆发，而不是漫长、高风险的实验室硬件技术研发。因此，虽然风投交易量极高，但尚未带来硬核的工业专利爆发。
其三，在创新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产业链条的深度一体化整合上，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尤其值得长三角学习。该集群不仅是创新企业扎堆的科创中心，更是发挥各自优势，将现代物流、跨境金融、展会经济与先进制造深度绑定的典范，长三角应改变以往主要聚焦在单纯的研发或单一产业层面的合作，进一步深入体制机制深水区配资排行，实现跨区域、跨部门的科技创新力量整合与强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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